陕西高校教学名师、商洛市名师、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思怀在《教师报》2020年9月30日理论版面头条位置发表署名文章，直面高等教育就业率、奖助学金、学业缩水问题，全文如下：

疫情背景下大学生就业的话题近日被《半月谈》（2020年第13期）记者刘芳洲的文章《被就业套路多，就业率大注水，特殊就业季上演“表格就业”？》点燃。作为一名长期在高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业内人士，我也一直在调研、思考这个问题。觉得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摆现象开处方，应从更广的视角审视，同其他相关问题一并在政策层面作出调整。只有从政策层面调整、改变，才能从根子上解决问题，达到四两拨千斤的成效。

一是就业率问题。不断强化这个“率”，与审批专业挂钩、与招生计划挂钩、与经费划拨挂钩、与对高校的考核评价挂钩等等，这到底是不是必要的、科学的？如果要考核这个“率”，应该考核谁？学校？学校主管部门？各级人社部门？政府？……高校的职能是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。就业率是衡量人才培养的指标之一，从这一角度讲，把就业率作为考核高校的指标之一是有道理的，你不能两耳不闻校外事，一心只管招生上课发证。但把就业率只与高校挂，又挂的如此沉重，就很难说科学合理了。因为大学生的就业受政府政策、经济形势、企业效益、文化观念等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，这些因素都是高校无能为力的，不能为而勉其为之，必然生出“被就业”“逼就业”“表格就业”“数字就业”等幺蛾子。负责学生就业的“老江湖”直言，如果不实事求是，你要多少“率”就可以是多少“率”，100％都能办到。就业的主体是学生，新形势下大学生就业观念、就业路径越来越多元，缓就业、慢就业、坐在家里一台电脑就业、备战政府招考（如特岗教师招考公告在每年的6月底才发布）、打算继续深造以及拿上毕业证“回家养羊”……如果我们的政策还是囿于“毕业必须就业”的惯性思维，那只能是皇帝不急太监急的出力不讨好。就业率不等于就业！保就业、促就业就整个社会而言，既是民生也是政治，只能尽力必须做好。但对大学生的就业率而言，我们能不能淡化，不要逼着学生、求着学生为老师而“就业”、为学校而“就业”、为“就业”而“就业”。我们都能从GDP这么根深蒂固的崇拜中解放出来，为什么就不能从一个小小的就业率崇拜中解脱出来呢？

二是奖助学金问题。各级各类奖助学金名目繁多，诸如国家奖学金、国家励志奖学金、国家助学金、学校奖学金、学校助学金、学院奖学金、学院助学金，还有建档立卡学生的硬性发钱、生源地的政府贴息贷款，还有各类企业、社会贤达在高校设立的奖助范围大小不一、奖助力度有异的多种奖助学金。几年大学上下来覆盖面达到百分之八九十，什么都不享受的百分之一二十，具体到一个班只是三四个人。这三四个人要么是党员、学生干部中绝对“高素质”的人，要么是佛系一族的“老实人”。从管理学、心理学的角度看，这种比例关系是非常不科学的。如果要从10个人当中评出八九个好人，那大家都会认为应该有我；如果要从10个人当中评出一两个好人那大家都会认为应该没有我！同理，一个班三四个人要保持“高尚”，需要怎样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？！为了获得奖、助学金，只比照“条件”“进步”者有之；不求真知只求高分者有之；人人称贫、处处显贫、相互比困、轮流坐庄者有之。

三是学业缩水问题。从大专到大本，从硕士到博士，在毕业前一年，校内校外，上上下下，方方面面就开始忙就业、忙招聘了。毕业前一年的九十月竟成了就业、招聘的黄金期。以四年制本科为例，第七学期就开始围绕就业转，正常教学秩序根本无法保证。老师不上课吧还有几个学生，备好课去上吧只有几个学生。少数极端的例子是在第六学期，即大三就签了就业协议，说“我上班去呀”。出于无奈，有好多高校干脆从人才培养方案上作出调整，压紧前三年让出第四年，使严肃的刚性学制无形中缩短了一年。大专三年变两年，大本四年变三年，硕士三年变两年。一些重要的学习环节，如毕业论文，毕业实习，毕业设计，毕业教育等无法按时保质完成，最终注水的不是论文，是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。可以借鉴的是复退军人安置都是隔年，复退后的第二年才开始安置。尽管是隔年，本人不急，家长也不急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政策设置是这样。而高校的毕业生招聘为什么要那么急呢，为什么不能把招聘时间安排到每年6月份全部完成学业，工序完整、“产品合格”并拿到“合格证”以后呢？！